4月6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在山西“贴签疫苗”事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次事件客观上已经造成了全国范围内广大群众对疫苗的信任危机。

4月7日,又有媒体报道了江西数十名儿童接种麻疹疫苗后患病的消息。自去年10月开始,江西省陆续有接种了麻疹疫苗的儿童出现病情,其中大部分为过敏性紫癜,有严重者已经引发肾炎。据患儿家长估算,江西全省此类患儿数量在15-30人左右。

当日晚间,江西省卫生厅回应称,该省于2009年10月组织对全省900多万8个月-14岁儿童接种麻疹疫苗。到目前,全省累计接种麻疹疫苗907.16万剂次,经专家组确诊属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有48例,其中过敏性紫癜45例,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中过敏性紫癜发生率为4.96/100万,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报道的10/100万的水平。

我们注意到,江西省卫生厅公布的异常反应人数,比媒体所披露的数量有所增加。见惯了某些地方面对舆论监督的遮遮掩掩云山雾罩之后,这样的一个数据细节或许透露出某种坦诚?按照江西省卫生厅的说法,这是一起发生概率在正常范围内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事件。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江西方面才敢于大大方方地承认确有此事,而且数量比媒体报道的还要多。

或许正如卫生部门所一再强调的那样,评价疫苗是否安全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专业的事情,因此我们无意也无从去对江西省卫生厅虎扑篮球:异常反应概率的说法提出异议,同样也就没有依据来表示赞同。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只能源自人所共知的常识,疫苗总体安全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安全的疫苗,出现极小概率的异常反应是难以避免的。既然如此,卫生部门为何不在事件发生后及时公开这些信息,而是一定要等到媒体披露之后,才匆匆忙忙同时又胸有成竹地拿出一份情况通报?

山西疫苗流通中存在问题,江苏疫苗生产中相关人员涉嫌犯罪,这些信息都是被媒体“求证”出来的。前者查了4年,后者查了4个月,到眼下依然“在查”。这个反倒好被民众理解,毕竟中间存在七七八八的问题。不好理解的倒是官方对江西疫苗事件的习惯性缄默,虽然说国家免疫计划是由政府出钱来推行,但是其中那部分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仍然要由民众来承担,因此对于疫苗相关问题的知情是最基本的权利。现实中我们的知情状况如何,无非是“总体安全”、“不良反应极小极小”之类的语焉不详和莫名乐观。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虚妄的“安全说”让疫苗的任何问题都显得无比刺目。

再低的低概率也无法面对庞大基数,江西此次异常反应据当地官方的说法比世卫报道的水平还要低不少,但是一次疫苗接种就给至少48个家庭带来泪水愁苦。因此卫生部发言人才说,再低的发生率,“具体到某一个孩子、某一个家庭,那就是实实在在的百分之百。”首先是知情,在知情基础上,这些为社会整体利益作出了巨大牺牲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理应得到足够的关怀和补偿。任何人、部门都没有权力冰冷地要他们去怪罪自己的命运,因为命运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谁都不会比别人更为侥幸。

当然,让极少数人来承担无从避免的异常反应后果,还有一个无须论证的前提,那就是这些首先不是“人祸”。山西全省二类疫苗流通被一家皮包公司垄断,大连金港安迪、江苏延申、河北福尔在疫苗生产中添加非法物质、弄虚作假、偷工减料,这样的一连串事件显然不是靠“科学”与“专业”所能解释的。让公众走出疫苗信任危机,职能部门必须首先走出监管漏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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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首席评论员 鲁宁

昨天,卫生部及国家药监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山西疫苗事件相关调查情况。速览通报,大致为以下四大内容:

第一、媒体此前报道的“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致死致残”有误,只有3例患儿所患疾病不能排除与接种疫苗的关系;第二、15个调查样本(患儿)虽说均有疫苗接种史,但均未接种过此前媒体所报道的“贴签疫苗”;第三、鉴于2006-2008年期间,山西主要接种疫苗可预防传染病的发病水平总体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及在此期间疫苗异常反应报告发生率未超过国内外监测报告水平,并引用2007-2008年两次“国家抽检”及“例检”合格结论,可共同印证,在此期间,山西乃至全国疫苗安全的总体可靠性,可以放心接种;第四、山西疾控中心和北京华卫时代公司的确存在诸多“利益关联”,但主要是违规,不涉及犯法,至于是否违法,尚有待“继续深入调查”。

不管此次疫苗事件的各方当事人及社会舆论还有各种想法或看法,但不得不承认,此次危机事件事实上已初步实现“软着陆”。只是,作为各类疫苗主要接种对象的千万孩童家长,心头疑虑并未如其所愿,得到彻底消除。相反,新的疑虑反倒继续生成。

昨日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邓海华接受东方卫视提问时婉转承认:这次事件客观上已造成全国范围内广大群众对疫苗的信任危机,已冲击了国家免疫规划工作正常开展,我们包括广大公众,需要花更多时间,做更多工作,投入更多力量来重树公众对预防接种的信心……熟悉官场话语的人们已能体味出,发言人能够直面国产疫苗遭遇信任危机已属不易,至于如何化解危机,重塑信心,当然需要“做更多工作”,而且,也应该从这场新闻发布会做起。

然而通过此次新闻发布会,一个近段时间以来,公众一直想知道而现在通过新闻发布会仍然不知道的信息是:调查组本身的信息公开在调查阶段和结论公布之时,依然继续残缺,一是该调查组是独立调查还是协助山西方面调查?不得而知;二是该调查组由哪些临床学科的专家组成,他们的身份信息也始终是个谜。

众所周知,国内迄今未能建立针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独立第三方调查体制、机制和操作机构。作现实妥协,由官方组织调查团队是没办法的办法,现有条件下,未尝不可,只是,为尽量避免公信力缺陷,作为一项不可或缺的补救手段,引进舆论监督尤显必须,而要让监督发挥作用,公布调查组全体专家和工作人员名单及相关任职信息乃起码要求。

就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在回答“香港无线电视记者”提问时,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称,“如果你还有进一步的问题,我们下来再做交流。”香港人是否接种大陆产疫苗,不得而知,而绝大多数大陆公众是一定要接种大陆疫苗的。选择“下来再交流”而不是在第一时间和所有媒体交流相关内容,不是更让人疑虑重重吗?

在回答“财经杂志记者”的三个关键性问题——其他省市是否存在疫苗垄断、疫苗市场管理的具体措施是怎样的、碰到山西有些卫生部门采取回避甚至更糟糕的态度时,公众也同时体会到了“王顾左右而言他”是什么意思。

的确,“财经杂志记者”虎扑篮球:“垄断”的问题难以回答,我们清醒意识到,铲除权力市场化乃根治疫苗乱象之本,但要马上铲除,非一日之功,当下政府监管部门惟一可做、当做、必须做起来并逐渐养成习惯并最终形成制度及法定程序的是,据实公开“问题疫苗”的全部调查信息,如是,山西疫苗事件信息公开仍有补课之必要,接下来新揭露的江苏河北部分批次的狂犬病疫苗质量存疑之调查及信息公开也当如此办理。

要求监管部门这么做,既非给政府施压也非给政府出难题,恰恰为了维护和重塑政府公信力之必须。这么做很难吗?一点不难,需要的仅仅是转变“官念”,树立勇气和自信。反之,看似每次疫苗事件总以“软着落”收场,但民众的疑虑却也越积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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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安全,是不是一个问题?恐怕现在,大多数人都不敢放心地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人们要分辨的仅是:问题疫苗究竟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还是一个谜一样的问题。

在外人——相对于专业人士——看来,迄今为止,问题疫苗是一个谜,但它却悄悄决定了许多人的幸福与悲哀。山西百名儿童不明病因致死致残,几经“专家组”调查,疫苗问题早已在忽明忽暗之中,但真相依然难以到达,病因几近无迹可循。最近一次,媒体对山西疫苗事件曝光以后,山西省卫生厅不惮骄傲地宣称:“稿件所反映的问题早在2007年部分网站就做过报道……”,但那些把命运交付的人们,总等不到一个结果。

而疫苗公信力的问题,显然迫在眉睫。山西疫苗事件仍在悬心等待之中,不旋踵,媒体报道:“江苏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国家药监局查实在疫苗生产过程中长期故意造假……这一造假手法与三鹿公司在婴儿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异曲同工,目的都是大幅降低成本,从而增加利润,其危害性较毒奶粉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随即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新闻发言人颜江瑛表示,目前有关案件正在调查中,还没有得出最终调查结论,药监部门没有向任何媒体公布过所谓的调查结果。除了“正在调查”,颜江瑛既未否定报道内容,亦未肯定报道内容,诚所谓外交辞令的典范。但自2009年12月3日,国家药监局公布人用狂犬病疫苗质量存在问题以来,对相关公司调查已近四个月,仍无结果,而受害者超过100万人、江苏延申已全面停产、7名公司高管被批捕的媒体报道莫衷一是,得不到肯定答案。

从四年到四个月,时间不等,人们却都只能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结果,中国疫苗的公信力亦因公众对于相关政府部门行政管理能力的担心而被动摇。3月25日,卫生部组织专家对预防接种热点问题进行答疑,借此公示中国的疫苗质量总体是安全的,如此言之凿凿,却终是敌不过一份令人信服的调查报告。

等过了四年,又等过了四个月,等待的代价终是太傻太傻。人们还要付出多少代价呢?今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接受媒体采访谈“三聚氰胺”时说,“一个三鹿奶粉,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普查了受到奶粉影响的儿童达到3000万,国家花了20亿”。如今,再来看“较毒奶粉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问题疫苗,媒体刚刚曝光时,相关方面总是持抗拒的态度,直至事情无地隐藏不可阻挡,公众付出的代价却太重太重。

问题疫苗今天是不是在重复毒奶粉走过的道路?犹记今年两会,卫生部长陈竺谈对“毒奶粉”重入市场事件的追责,他说:“我们会对人民有一个交代,这一点请大家放心!”翌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质检总局原纪检组长郭汝斌却认为“问题奶粉事件不会追责到部委”,郭汝斌又说:“三鹿奶粉婴幼儿配方是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不是笑话吗?去年政协大会发言,我又听到相关部门已经研究出科技方案,能快速检查三聚氰胺。出事前配方获奖、出事后检测又获奖,两头都获奖。所以说,这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毒奶粉的问题,本身就在于追责不彻底,以至于出现问题,试图掩盖,而后又重复出现问题,今天疫苗调查谜一样的问题,亦“只缘身在此山中”,因而处理偏软、追责不力。

重复毒奶粉波折的疫苗问题,依然只是一个悲剧:当我们被灌输“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时,他们在往牛奶里添加三聚氰胺;当我们追问疫苗安全时,他们也可能正在往疫苗里添加另一种“三聚氰胺”。而我们如何才能做到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对假冒伪劣产品,“从维护民族大义出发,绝不能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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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连续发生的疫苗安全事件引发了信任危机,有人在网上发出《宝宝,妈妈不再带你打疫苗》的帖子得到一些家长的认同,有的甚至提出发动疫苗“拒打潮”。有关防疫专家12日强调指出:这一状况令人忧虑,如不及时解决,真的出现拒打疫苗现象,将直接危及公共卫生防疫屏障。因此建议“必须提升公众对疫苗的认知度和知情权。”(4月13日中新网)

3月17日,有媒体曝出山西问题疫苗事件;4月2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延申、福尔两家企业生产的7个批次21万人份人用狂犬病疫苗低于国家标准……这些疫苗事件,的确让不少人对当前的疫苗安全产生怀疑,有人因此提出发动了疫苗“拒打潮”。拒打疫苗,当然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因为拒打疫苗,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可以说,拒打疫苗,是一种自残式防卫。为什么有人愿意选择这种自残式防卫?无非是有人认为,自残式拒打疫苗的风险可能小于接种疫苗,接种问题疫苗所带来的风险可是实实在在能够看见的。

对老百姓而言,可以选择拒打疫苗这种自残式防卫,但有时候,选择自残式防卫都是很困难的事,甚至是一种奢侈。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是一个接着一个。如阜阳毒奶粉事件、毒大米事件、红心蛋事件、问题奶粉事件、海南毒豇豆事件、广西南宁“问题蔬菜”事件、青岛“毒韭菜”事件等等,没有一个能够让民众安心。而近来,又有媒体报道说,一些养殖户存在不合理使用甚至“滥用”抗生素的现象严重,畜禽产品抗生素残留超标,也不再是什么秘密。

对于毒奶粉、毒大米、农药残留超标蔬菜、抗生素残留超标畜禽产品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拒买的。有时候,孩子总是要吃奶粉的;大米、蔬菜、畜禽产品,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是没办法拒买的。对于这些生活必需品,你不买,则没办法活下去。而当前,人们对蔬菜等生活必需品的质量安全也是非常担心。有调查资料显示,82%的民众担心食品安全问题。另据权威部门透露:国内消费者对任何一类食品安全的信任度均低于50%.

尽管民众对食品安全非常担心,但民众还是缺少必要的拒买手段,不少人明知所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却没办法予以拒绝。也就是说,在购买生活必需品方面,即使民众想自残式防卫,也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按理说,如果食品质量存在安全问题,相关职能部门不但需要冲在一线,而且还要承担相应责任的。可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即使问题食品越来越多,问题食品越来越让民众感到不安,但好像还是难以看到相关职能部门紧急行动起来,有相关监管部门还好像只是聋子和瞎子,这对民众来说,更是一种悲哀了。□徐经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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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曾引起轰动的疫苗事件被媒体再次激活后,舆论再度升温。山西省卫生厅匆匆忙忙回应舆论质疑,以“专业检验结果”作为凭证,宣称疫苗没问题。在不能服众的情况下,山西省政府于3月26日专门成立四个调查组,进行再调查,分赴长治、晋城、吕梁、运城4个市的有关区、县,走访调查、核实相关情况。

问题是,再调查能不能服众?能不能让受害儿童家长满意?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为什么此前卫生厅的调查结果不能服众。首先,该省卫生厅的调查根本没联系过部分受害儿童的家长,属于“闭门搞调查”;其次,鉴定报告是由该省疾控中心的专家完成,属于“自己调查自己”;再次,通过正常的诉讼渠道向法院递交诉状,法院却不予受理,似有官方背后支撑的疑云;第四,人命关天的大事,在调查一天后就做出结论,轻率得令人无法相信。

再调查似乎汲取教训,从人员组成和方式上都有所改进,开始深入各区、县,同受害儿童家长直接见面;时间也延长了,不至于在一天内就做出结论。但是,调查者的姓名并没有公开,由省政府牵头仍然不能摆脱“自己调查自己”的歧路,因为卫生厅仍然属于省政府的组成部门。可以预见,调查结果很可能不会超出现有的结论:疫苗没问题,出现几例异常现象属正常现象。

对这样事关生命的重大公共事件,调查的可信度不仅取决于调查者的组成、方式,还在于调查的程序。

按照国际上普遍的公开调查惯例,牵头调查的机构应该是立法机关,并任命信誉高的杰出人士负责。在调查人员组成中,有法律专家、医学专家、社会学者、媒体记者等,代表社会各方,且要公开所有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用人格担保调查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同时便于和涉事各方联络,获取各种线索。调查需要经费,由行政机关专款拨付。调查组开始调查后,要向公众公布具体的程序和大致的时间表,然后同各类人士访谈,了解事情的真相。真相调查清楚后,调查组要撰写报告,甚至是一本书的规模,其中不仅有事件的来龙去脉,理清各类涉事人员盘根错节的关系,还有包括对相关人士的处理建议,甚至包括对法律的修改意见。政府和司法部门,根据调查结果,做出裁决。

相较而言,山西的重新调查已有相当的进步。比如,中华医学会接受山西省医学会邀请,选派了神经内科、变态反应、传染病、血液病、预防接种不良反应和免疫规划等方面8名专家,到山西省帮助指导工作。但是,这仍没有走出医疗卫生界的圈子,调查组的社会代表性还不够,就连调查者的姓名都没公布,也没有交代大致的时间表和调查方式。也就是说,重新调查一经启动,就存在公正性和客观性的问题。

从最新的调查进展看,凡已对遭遇疫苗异常反应的儿童,专家们的结论多是“基本正常”、“已经痊愈”,预告了疫苗不存在问题或不存在大问题的结论。回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前不久在“两会”上的发言,就更让人担忧山西省再调查或许再次不能服众。他指出,很多国产疫苗不达标,一些生产疫苗企业工艺生产技术已经落后,缺乏资金和技术去改进,监管部门缺乏对这些疫苗上市后的系统评价,严重影响预防疾病的效果。

假如山西省的再调查,不是为了渡过公关难关,而是彻查疫苗生产和使用中究竟存在怎样的问题,应如何改进,那就该以更可信的方式进行,以更科学的态度组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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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遭遇特大旱情,反思用水习惯成为许多广州市民的话题。据报道,广州用水量多年保持高位,历来居广东城市之首,一年相当于770个流花湖,因而被媒体戏称为“大花洒”。近年来通过开展节水器具进社区等活动,居民节约用水意识不断提高,居民生活人均用水量下降到255升/天,但这个标准与全国节水型城市220升/天的要求仍有差距(今日《南方都市报》)。

现在连视察灾区的总理都让茶,在举国节水降耗的大背景下,广州人日常见怪不怪的生活习惯,难免被人拿到放大镜下重新审视。比如,每天冲凉,衣服穿一次就洗,有无必要?上馆子吃饭,先用滚水烫杯,大多是心理安慰,并无杀菌作用,如此“陋习”,是否要改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一些精打细算、习惯节俭的市民,发明出洗米水浇花、马桶水箱里放砖头等省水妙招,精神可嘉。让节水意识在民间蔚然成风,需要此类锦囊妙计汇集成流,转变成为市民生活常态。

按照专家的说法,广州面临着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市民节约用水意识不高等问题。但常年雨量充沛、河网密布的广州,怎么就变成了缺水城市,专家的说法仍让人存疑。根据历史经验,干旱的地方不一定有旱灾,雨量丰富地区却可能依然缺水。比如说,以色列是最干旱的国家之一,却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灌溉体系,农产品出口丰富。

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梁庆椿先生上世纪30年代就在《中国旱与旱灾之分析》一文中指出:“盖旱者,雨量稀少也,而旱灾者,因雨少而引起之饥馑及农家破产也。故旱乃自然现象,而旱灾乃社会经济问题。”大旱不一定成灾,所谓旱灾水灾、水荒粮荒之类,归根结底是社会治理问题。按照这个思路,假如广州空气质量极佳,挤地铁和BR T不必出汗,穿衣三日领口不黑,有多少人会天天洗衣服?一场沙尘暴下来,北京洗车行生意火爆;环境恶化带来耗水量剧增,得居民往马桶里塞多少块砖,才能省得下来?

我并不是说,提高市民意识就不重要。问题是,垃圾分类、节能水具进万家,比起这些生活细节上的敲敲打打,社会的宏观决策给节能事业带来的影响依然是决定性的;在这一点上,市民对某些政府决策的监督显得更为重要。比方说,许多地方为追求城市视觉上的“大气”,热衷兴建巨型草坪,耗水惊人。又比如,某些门面工程,势必产生大量建筑用水,是否城中主要马路都有必要重新铺人行地砖?广州居民生活用水量仅占总用水量一成左右,工业用水量则达到六成以上。政府出台奖励企业节水的具体办法,是不是比从小市民身上挖潜力效果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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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全国的山西疫苗事件再掀波澜,三名得病孩子的家长先后收到来自同一未知手机的两条恐吓短信:“不要猜测我是谁,我们老板叫我联系你,是跟你讲清楚,疫苗的事情你不要再闹了,如果你不闹这事了,我们老板会事后给你十万块钱,你现在就可以给我个银行卡号或者事后再跟你联系。”;“如果你执意要闹,我们老板花钱找人砍你一条腿还是很容易的……”。(3月22日《中国青年报》)

在舆论的推动下,山西疫苗受害者的家长们的行动,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声援。尽管目前疫苗是不是有问题,还没有准确定性,但终于有人坐不住了。这个 “老板”是谁?他为什么这样牛?对一些丧心病狂之徒来说,没有什么是他们干不出来的。因此,提请有关部门及时介入恐吓信事件,予以侦查。

最新报道说,卫生部已派出由6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报道涉及的可能的疫苗受害儿童进行调查。我注意到,现在,无论是卫生部,还是山西省卫生厅,都将焦点指向疫苗是否存在问题。这当然是问题的核心,但这需要时间,另外,也存在着很大的弹性。在我看来,当下或可以最简单的方式从最容易着手的方向进行,那就是还公众对“疫苗事件”的起码知情权开始,逐层解开这一乱象之后的迷局,揭露乱相背后的魅影。而恐吓信正好提供了由头和契机。

王克勤在《中国经济时报》的报道中,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原本是私人企业的“北京华卫”竟能以“卫生部企业”的假招牌空降山西,并依靠各种“政策便利”迅速取得疫苗的垄断经营地位。这家注册资本只有50万元的私人公司在22个月内从山西获利1亿元!奇怪的是,三年来,面对质疑,从未有权威部门就这一“细节”向公众公布相关信息和细节。很显然,疫苗乱象背后,与其说是科学之争,更不知说是利益之争。常识告诉我们,乱相之后,必有魅影。这家公司,凭借着什么样的通天手段,能够有这种超常规方式,垄断市场,牟取暴利?三年来,该企业究竟取利多少,参与分成的有哪些权力相关方,有没有人、有哪些人在这一事件过程中,有寻租和不法获利之处?这都是很简单的事情,也容易调查,只要愿意,很快就有结果,这要比纠缠于“医学”学术之争,简单有效得多。而迟迟不愿回应,不愿就公众极为关注的这一点来还原真相,则更加重了公众的质疑,也显示出,暴利之后掩盖真相的阻力其来何自。

华卫公司以非常手段获得暴利这一点,应是软肋,不妨从这一点着手,进行质疑和调查,而恐吓信的中所提“老板”到底是谁,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点。可以说是解开疫苗之争的一个重要抓手,一旦这一点被突破,其背后的利益链条当可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下,再进一步调查事件原因,阻力就会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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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卫生厅缘何能在一天内便给出调查结论、受害儿童家长请求法院立案为何被拒、讨说法家长卫生厅门前被推倒、疾控中心主任出国旅游不归、举报者和受害者家长收到恐吓短信……种种事实表明,山西问题疫苗事件的发展,其吊诡的程度越来越超乎我们的想象。

而22日下午的这场新闻发布会,应该代表了山西省官方的最新回应。面对公众的质疑,能够及时站出来澄清事实,说明真相,公布调查的最新进展,是智慧的体现。但检视之下不难发现,面对社会舆论一浪高过一浪的质疑,山西省相关方面的回应,似乎依然有些捉襟见肘。

22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是说明媒体报道的问题疫苗是3年以前的事情;第二是当地正在迅速寻访媒体报道所提及的15名儿童,调查组也分赴各地调查核实,并将邀请省外有关专家进行鉴定分析;第三是安抚社会情绪,称目前当地对疫苗的监管严格。此外,山西方面承认,北京华卫时代公司进入山西疫苗市场,没有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

整体观之,此次新闻发布会对公众质疑的回应,并没有满足公众的期待。因为说到底,面对社会舆论要求第三方调查的呼声,当地仅以“邀请省外有关专家进行鉴定”作为回应。而“省外专家”如何鉴定、公信力几何,公众不得而知。同时,尽管官方回应称 “涉事公司未经严格招投标”,但对疫苗标签由谁贴的、疫苗公司化合作是否有合法依据、检测报告缘何不公开、疫苗抽检如何确保同一性等问题,当地官方并没有给出结论。

山西问题疫苗事件发展的目前阶段,当地相关部门似乎没有理顺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公众的哪些质疑是需要调查后才能给出回应的,哪些结论是既定的不需要调查并能给出释疑的。对于疫苗问题本身之外的问题,比如说华卫公司的性质、山西省疾控中心和华卫公司之间的关系,两者在问题疫苗问题上担当的角色、应该承担的责任等等,相信当地官方不需要详尽细致的调查,就能给出现成的结论。而现在,当地官方仅在“招投标程序”方面,回应公众对华卫公司的系列质疑,显然给公众进一步的遐想,留下了充足的空间。

当然,山西问题疫苗问题发展至今,确实有不少问题需要详尽充分的调查之后,才能给出结论。比如,到底是疫苗生产、运输、保存、接种等环节上出了问题,还是疫苗高温暴露后检验程序出了问题;比如说,问题疫苗和儿童注射疫苗后致死、致伤之间,到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并不复杂的利益链中,到底是哪一方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应该如何承担责任。而在全国其他地方,类似问题是否同样存在,等等。

以现代科技的发展程度,山西当地彻查问题疫苗事件,说明真相,给相关方面一个说法,还翘首以盼的家长和孩子一个公道,并不是难事。但以山西方面目前依然没有区分好调查与释疑的孰轻孰重、谁先谁后的情况看,公众又难免生出这样那样的担忧——但愿调查能够再顺畅一些、彻底一些,真相来的更早一些、公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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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李晓宜

21日,山西多位家长以及实名举报的陈涛安收到了恐吓短信,陈涛安的家属甚至接到恐吓电话,这让迷雾重重的山西 “疫苗门”呈现复杂化的趋势。(22日《海峡导报》)

“近百名儿童不明病因致死、致残或引发各种后遗病症,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发病前不久,均接种过疫苗。”如果山西疫苗事件属实,那无疑是一场可怕的悲剧。

就在疑云重重、当地官方调查不力之际,多位实名举报的家长却接连被恐吓。“只要你不再闹,可以给10万……”“如果你执意要闹,我们老板花钱找人砍你一条腿还是很容易的,你的地址我已经记下来了……”

恐吓者之嚣张,比问题疫苗还可怕。“砍你一条腿还是很容易的”,如果问题疫苗可能致命的话,恐吓者则是等于告诉他们,死了就乖乖地认命,而且还得一直认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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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山西省政府就山西疫苗事件召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由于提问的时间过少,发布会主持人被记者堵住。现场记者的围堵让当地部分官员反感,认为“怎么能这样”。与之相反的是,现场记者认为,这个新闻发布会透露的信息太少,根本无法回答公众对此事件的疑问。

正因为此前媒体报道的数十名致死致残的孩子需要一个说法,公众需要知道事情的真相以保有对生命安全的信心,所以发布会上的媒体记者无疑处于一种信息焦渴状态。10多分钟的时间主要用来宣读发布内容,两三位记者提问后发布会即匆匆结束,这当然无法满足媒体知情的需要。而且,山西官方此番的种种说法并不超出当下媒体已经知晓的内容,因此记者的失望乃至于堵住主持人追问的种种细节,可以想见,可以理解。

不过,这次发布会上山西官方所发布的种种信息也并非毫无价值可言。或者,甚至可以说,这些信息对于山西疫苗事件的整体推进而言,具备了颠覆性的作用。回顾一下,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爆出“山西疫苗乱象”猛料以来,山西方面的态度基本上属于矢口否认。不仅有“基本不属实”的定性评语,而且通过媒介渠道“证实”10个孩子的致死致残“与疫苗无关”,仅有的一例确系接种反应,“但不属于高温疫苗的问题”。当然,我们或许只能说,这是山西省卫生厅方面的态度。在新闻发布会上,省政府新闻发言人没有继续重复“基本不属实”的定性,这一点很重要。

山西省卫生厅在媒体的监督报道刊出后,近乎“火速”地得出患儿致死致残与疫苗无关的结论,遭到患儿家长的强烈质疑。此次发布会宣布,将组织省内专家,邀请省外专家对患儿的情况进行一一鉴定排查,实质上等于否认了此前山西省卫生厅虎扑篮球:患儿病残与疫苗无关的结论。到底有关还是无关,需要的是专业的、科学的、独立的鉴定。另有消息说,卫生部已经派出专家组赴山西。那么眼下就存在一个问题,对于山西患儿的鉴定排查,到底应该由卫生部主导还是山西方面主导,这应当不是一个太艰难的选择。为了公信力的考虑,本地专家理应回避。

本次发布不仅没有否认高温暴露疫苗的存在,而且直接承认北京华卫时代公司在承包山西生物制品配送中心过程中确实存在程序违法等问题,山西疾控原负责人也存在擅自挪用承包款购车等问题。媒体所披露的山西疫苗乱象看似纷繁复杂,实质上有着一个从“违法经营”到“高温疫苗”再到“致死致残”的清晰逻辑链条。既然华卫时代为了垄断二类疫苗市场,的确在为疫苗“贴标”的过程中导致了疫苗的高温暴露,那么就无从否认疫苗变质的可能性。此前所进行的疫苗检测合格,并不能得出病残儿童所接种疫苗合格的结论。

山西此次新闻发布会至少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改变此前的一味否认,开始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对于山西疫苗事件来说,山西官方的态度转变首先值得欢迎。当然,这离真相的浮现和问题的最终解决尚有很远的距离。破解山西疫苗门实际上可以简化为两个问题,一是患儿死残到底是否与疫苗有关,二是疫苗经营到底是否涉嫌腐败。前者考验良心,后者考验决心。在开查患儿致死致残事件之前,山西方面应该反思一下,华卫时代与山西疾控的瓜葛为什么将近3年还没有查清楚?

患儿死残或与疫苗有关,或与疫苗无关,所有人都要尊重科学的判断。但是显然,这份尊重与服从必须有程序的正义作保证,鉴定的独立公开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则,谁能保证此前患儿家长所认定的忽悠不会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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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人痛心的,不在于有多少真相被隐瞒,而在于一种追求真相的艰难过程。它同时也意味着,即使有一种真相最终水落石出,但那些掣肘着真相大白的力量,常常被无意识地隐瞒在了时代的最幽暗之处。这已是更大的悲剧所在……

在山西疫苗事件中,来自吕梁交口县的高长宏成为了一个最具时代悲剧感的人物。面对媒体记者,他这样喃喃自语:“问题疫苗让我大儿子碰上了,三鹿奶粉又让我小儿子碰上了,我该怎么办?”这句话已成为一颗巨大的催泪弹,在网络上引爆。然而,在一个公认的高风险时代,高长宏和他的孩子们的遭遇,或许并不是最大的悲剧。作为一个生命悲剧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必须成为被动的受害者,更在于当他们每一次受害,都被伤害得那么彻底。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一扇一再向他们关闭的司法救济之门。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潜伏半年披露的近百名山西儿童疑因注射问题疫苗致死致残事件,越来越成为一起更大的公共事件。面对山西方面对报道的矢口否认,更多的媒体开始介入调查,那些问题疫苗受害者家长也齐聚太原,欲就问题疫苗事件反映情况。他们首先希望进入卫生厅大院,但遭到拒绝,混乱中,有家长被工作人员当众推倒在地。终于得进会议室,但相关领导却迟迟不步出来与他们见面。而在此前,他们还来到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欲起诉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但法院一名庭长明确告诉他们“不立案”。

我们常说,司法是社会正义最后的依仗,是社会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当一切都等到了“最后”,高长宏们却发现已经完全失去了所有,而这已不是孤证。太原法院对问题疫苗诉讼拒不立案的做法,在三聚氰胺风波中就已经出现过。自三鹿事件之后,国内已经有多起起诉三鹿集团的诉讼案件,但是最终,全国范围内未有一起此类诉讼被法院立案,法院也均未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这就是高长宏作为这个时代最具悲剧感人物的意义所在:他的两个孩子分别遭遇了三聚氰胺与问题疫苗两种荼毒,但他们的权利尊严请求都不得不遭遇同一种结局。

必须要追问的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没有理由不予立案的司法部门,到底是一种什么原因使他们避走于职能之外?三鹿讼案不予受理,其时法院曾明确表示,不予立案的原因是需等待政府的赔偿方案。对此,舆论锐利地指出,此乃“行政架空司法”之证据。那么谁能说在问题疫苗的背后,没有同样的一只有形之手在发挥作用?从冒充“卫生部企业”的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对山西省疫苗供应的垄断,到一些注射问题疫苗的受害者家庭的求告无门,再到对那名“体制内的反叛者”、问题疫苗事件举报人、山西省疾控中心原信息科科长陈涛安的免职处理,再到王克勤报道甫出之后对网络转载的大面积删除,直至出现将受害者家长当众推倒在地……这样的一只手,看不清,道不明,但它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而且总是那样霸道、蛮横,仿佛可以只手遮天。

山西疫苗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些人何以总是这般上下其手,讳莫如深?或许,我们正好可以经由此处,去看清悲剧的源起,看清一种真相大白之前的迷离与离奇。这个世界,或许真像达林法官曾经说过的:许多真相被道出,但更多的真相被隐瞒。其中真正让人痛心的,不在于有多少真相被隐瞒,而在于一种追求真相的艰难过程。它同时也意味着,即使有一种真相最终水落石出,但那些刻意隐瞒真相的力量,常常被无意识地隐瞒在了时代的最幽暗之处。这已是更大的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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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疫苗事件尚未看到终点。

面对近百名儿童疑因注射疫苗后致死致残的报道,山西省卫生厅断然否认报道的真实性,接着卫生部责成山西省调查,山西省卫生厅当然不会辜负卫生部的信任,经过一天的调查后,对相关报道中涉及的15名受害儿童紧急排查,“查找到10人仅一人异常”,其他的都被省级专家排除掉了与疫苗的联系。这样的结果无疑非常圆满,10人中仅有1例异常,事故发生率控制在10%,疫苗这东西,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专家就说了,疫苗的有效率在85%以上,现在90%的可靠率正好略高于这个有效区间,还有什么可以挑刺的?

注射疫苗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对专家们来说可能只是个概率问题,事发偶然,有此意外,理所当然。但是对受害孩子来说,所谓的偶然就意味着一切的终结。幼小的生命就此凋零,或者变成植物人毫无声响地活着,如果只是因为碰上小概率的天灾也无可奈何,假如撞上的恰恰是必然会发生的“人祸”呢?所以那些家长来到山西省卫生厅,想听听他们孩子死亡或病残的原因。领导当然没工夫跟他们磨牙,工作人员丢下的一句“走程序”倒是道出了卫生厅对待这一事件的真实态度。

走程序,走的什么程序?当然是卫生部门的程序。哪管你下面闹得沸反盈天,我自岿然不动。咱按程序来,回想钓鱼事件,去调查的也是上海当地的交管部门,今天山西出现害人的问题疫苗,也让山西卫生厅去调查,山西省内的医学专家来鉴定,这就是他们的程序,在这种程序下,你能指望会出现自己打自己嘴巴的怪事?

匆忙调查,高调“辟谣”,这就是他们的程序。人家记者调查了7个月才写成报道,山西卫生厅的专家一天搞定,这样的效率,啧啧!面对指责疫苗出问题致死致残的报道,第二天就发表声明称报道基本不实,至于不实在何处,哪一点尚可被认为是实的,人家一概不说,不知道是说不出来还是懒得跟你说。

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大权操之在我,大音发之在我,至于记者和群众的声音,一概听不见,这就是他们的程序。对于相关报道中提出的一些疑问,比如那个生产疫苗的“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到底有无资质,不回答;问题疫苗受害儿童的家长要告山西省疾控中心,不立案;家长到山西省卫生厅门口讨说法、要解释,不搭理,反而还有家长被推倒在地。

他们的程序是“任我行”式的,你没法走。所以律师要求他们公开信息,记者呼吁中央介入,幸好,咱们还有其他路可走,还可以别开蹊径,别有洞天。

至于他们的道,走着走着,是不是会走到死胡同里?我们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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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问题疫苗事件的争议在公共领域持续发酵,各方力量博弈仍然胶着。

山西卫生厅迫不及待的表态与《中国经济时报》以及王克勤先生的坚定,使这个从2007年就开始曝光、本该早就有真相的问题,至今依然充满疑云。舆论保持着惯有的谨慎,但也针对问题提出了各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诸如呼吁中立、权威第三方的及早介入、走司法途径等。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一幅幅诡异的图景:之前有报道称,受害儿童家长到法院立案被拒,而在山西省卫生厅发布自身的调查信息,并公开表态“报道不实”之后,前天下午,来自山西各地的6名受害孩子家长打着“抗议卫生厅疫苗虚假调查”的横幅,来到山西省卫生厅门前。家长们告诉记者,日前山西省卫生厅发布的调查信息中,他们受伤害的孩子大多名列其中。但是,卫生厅方面是在发布调查结果后,才联系他们,并让他们“提条件”。

这里面传递出来的信息,令人不寒而栗。公众会发现,义愤填膺的舆论在此刻,是显得多少的一厢情愿。如果说,公众本还抱有良善愿望的话,是因为他们相信,在面对着那备受病残折磨的孩子以及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良心并不会因为利益而彻底泯灭、真相与尊严不会因为忌惮而被绑架;是因为他们相信———无论是来自更上层权力的介入或者走低成本的司法途径———整个制度安排仍然是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

真相若是如此的话,此刻,行政部门究竟该如何面对这样的追问:在未联系到所有受伤害孩子之前,这份调查报告是如何产生的?是谁下令“炮制”这份调查信息报告?又是谁下令公布的?面对着媒体的曝光,作为当事行政部门身上所背负的压力也许可以理解,但是这可以成为行政部门不严谨甚至企图通过“造假”来颠倒黑白的理由吗?

当然,必须承认,类似的做法,在当下中国社会,未必鲜见。权力运作的惯性及其背后的政治生态,再次指向了一个真切而残酷的事实:行政部门以其惯有的手法,利用自身掌握的体制性资源试图瞒天过海。因此,如果说,问题疫苗只是因利益诱惑而丧尽天良所制造出来的人道惨剧、法院不立案只是权力运作根深蒂固的惯性和顾忌所造成的权力冷漠、“官官相护”的观感的话,如果行政部门真的试图通过这种指鹿为马的“虚假调查”来掩盖真相,则意味着,事态已经开始演变成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丑闻了。

事已至此,我们还是希望,权力需要在此刻证明自己还具有纠错能力,以挽救业已流失的公信力。当然,在缺乏来自更上层权力的表态之前,我们还是无法对事态进程作出更多判断。因此,对有媒体发出了“追问到底”的呼吁的勇气,我们表示钦佩,也更能体会当中的无奈。毕竟,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媒体始终会因为自身道德勇气、妥协以及有新的关注焦点等问题而中断或者停止“追问到底”的进程,并且,作为媒体,又如何能够去体味像吕梁交口县的高长宏家长“大儿子碰上问题疫苗,小儿子碰上三鹿奶粉”那心中的悲凉。

不管结局如何收场,对于那些受害儿童,病痛将折磨他们的一生,逝去的生命、伤痛将是父母及其家庭一辈子永远的痛、永远的伤痕。也许他们缺乏“追问到底”的资源和勇气,怨恨将在他们的内心中慢慢积累力量。这些力量必须得到有效释放,否则有朝一日,它们将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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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刊发题为“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的深度报道后,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山西省有关方面和卫生部对此作出了回应。当晚,山西省卫生厅通过新华网发布消息,称“报道基本不实”。山西卫生厅就疫苗事件调查一天得出结论引质疑。20日下午,山西省卫生厅门前挤满了围观的群众,来自柳林、交口、高平等地的家长们希望,卫生厅相关领导能和他们见面。他们还希望进入卫生厅大院,但遭到拒绝,有工作人员让他们“走程序”。混乱中,有家长还被工作人员当众推倒在地。(3月21日《广州日报》)

虎扑篮球:“山西疫苗事件”,已经有太多是是非非。一方是义正词严的记者及所属报社,“对报道涉及的全部事实承担法律责任”;一方是言之凿凿的山西卫生厅,“报道基本不实”。相差万里的说辞,其背后上演的依旧是谎言与真相的博弈。真真假假如雾里看花,孰对孰错尚期定论。一切悬而未决之下,舆论风向已然愈发对山西卫生厅不利。网络民情几成一边倒之势,激愤、质疑,口水伴着砖块横飞。

此事上,网友的“正义感”再次被点燃。面对无辜逝去的幼小生命,同情天然演变为声援。且,这种饱满的“正义感”,如此轻易地找到了宣泄的理由——失之公正的自查程序与火急火燎的“基本不实”。调查一天就有科学结论?惊人的效率,必然伴着可信度被稀释。究其原因,不排除两种情况:其一,确无其事,以至山西卫生厅不屑用一场浩大的调查,回应“无中生有的无理取闹”。其二,确有其事,当事方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遮遮掩掩。但无论初衷如何,流程操作上的失当,早就注定了结论的正义性流失。

这场耗时一天的所谓调查,“7位签名的专家中,有3位专家就来自山西省疾控中心,另外4位专家也都是山西省内的”。自查自纠本就暧昧,骇人“高效”更是吊诡。这一切的背后,消耗的是部门权威与政府公信。我们自然不能无端怀疑专家的人格,但利益部门回避机制的缺位,依然给了公众足够的质疑理由。此事上,非独立的第三方调查而不具说服力。

本可以通过行政与司法渠道完满解决的事情,由于得不到相关部门积极回应,正变得纠结不清。家长希望和领导见面,希望进入卫生厅大院。而后果可想而知,“遭到拒绝”、“被当众推到在地”。事实上,如此举动很可商榷,正如某工作人员言,“走程序”才是正途。将希望寄托在“见领导”之上,多半会收获失望。法制社会,程序至上,根深蒂固的“青天意识”早已不合时宜。

但,我们同样看到了这样的报道——“山西数名家长就问题疫苗到法院请求立案被拒”(3月20日《广州日报》)。没有理由,没有解释,更没有书面回复,只有拒绝。当诉诸司法无门,家长们又能去走怎样的程序?卫生厅外喧嚣的人群,何其悲情而无奈。由此,这种“突破程序”的行为,得到了网友非理性的支持。

真相虽未明,但至少要有探求的愿望与行动。而这个寻找真相的过程,更需职能部门与民众的合作。唯有保障当事方利益诉求路径通畅,才可避免不公正的新闻审判和公众印象化的道德指责。关乎生命,民众不想再次成为“不明真相”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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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州桂阳县一村民表示,自第一批孩子查出血铅中毒后,中毒人数已超过300。而郴州市内部人士称,当地政府已封锁血铅中毒人数,新增人数约100人。另有知情人士透露,目前郴州市委、市政府正组织卫生部门引导村民检验血铅含量,对超标者进行营养干预或治疗。(《新京报》3月20日)

近一段时间,有关孩子生命安全的事件数次被媒体曝光,从山西问题疫苗迄今未有结果,到湖南嘉禾250名儿童血铅超标,再到湖南郴州桂阳数百名孩子血铅中毒,一系列的公共安全事件,都与孩子们的健康与安全息息相关。

谁没有花朵一般娇嫩的孩子呢?如果孩子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身为家长完全有权利寻找事件的真相。但在湖南的嘉禾,那些孩子的家长仅仅因为想去外地体检,就被当地的公安抓走,这不能不令人震惊。

当然,在问题疫苗的发生地山西,在血铅中毒发地郴州桂阳,尚没有出现嘉禾的这一幕。但山西省在媒体报道了问题疫苗事件之后,第一时间便迅速否认,这“迅雷不及掩耳”的办事效率,既令人震惊,又令人怀疑。《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王克勤用了7个月的时间调查出来的结果,山西省仅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便予以澄清,这样的“高效”,怎能不让人疑虑重重?山西方面是真的掌握了相关的数据,还是意欲在遮掩什么?同样的遮掩行为,还发生在郴州桂阳,或许当地官员以为,封锁住血铅中毒的人数,就能避免媒体进一步报道可能给其带来的麻烦,但如是的做法,显然不是一个地方政府面对公共事件时的最佳危机公关手段。

在这三个地方,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无论采取怎样的手段,其根本目的都是要进行信息封锁,不希望媒体报道真相,而是希望自己悄悄解决。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那些孩子们的家长又需要花费多少时间与精力,才能达到维权的目的呢?没有人能回答这样的问题。看看嘉禾发生的野蛮一幕,大体上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这三个地方的公权力在极力回避公共安全事件引发的涟漪效应的同时,有没有为那些生命安全尚无法得到根本保障的孩子们着想过呢?那些动辄就搞信息封锁的官员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孩子也是其中一员,那时你的心情又会是怎样?更进一步想想,在信息时代,以信息封锁的方式以求得永久的未知,这可能吗?绝不可能。

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我们的官员必须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一旦出了公共安全事件,最重要的不是用什么方式去遮掩去封锁,而是应实实在在地面对现实,拿出诚意与办法,这才是危机公关的最佳路径。除此之外的一切企图蒙混过关的手段,都是极为愚蠢的,也是非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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