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质卖 学问贬值了2010-02-05好，先说前半句。一篇报道说：“面对‘堕落’的学风，相关部门试图通过推行反剽窃软件来遏制歪风邪气。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剽窃之风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措施促使买家开始寻求论文代写中介，或直接联系‘枪手’买论文。加上论文代写市场提供的便捷服务，还保证质量和原创性，更是助推了2009年论文买卖市场的活跃。”（《中国青年报》2月4日）
我的亲身经历也足以佐证，或许是因为我在比较权威的学术期刊上发过论文，仅2009年，我就收到3个短信（不知道发信者是如何知道我手机号码的），说要向我买原创性论文，优质优价。这似乎说明论文可以按质论价地卖出去了。
再说后半句。曾给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做过秘书的王晓方说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他扎进图书馆两个月，写出了一篇虎扑篮球：沈阳在东北大市场中的辐射作用的论文。给辽宁大学的几个教授看，都觉得写得不错。不过，他这论文不是拿去发表的，而是“卖”给了马向东，被他拿去做了研究生论文。马向东给的“价钱”就是让他做了自己的专职秘书。（《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3月21日）
那当初王晓方为什么能乐此不疲地将论文卖给马向东呢？在当时的王晓方看来，再好的论文由自己发表，除了能得到部分稿酬外，最多落个好名声，如果机缘凑巧，最多也只能做个专门研究学问的人，而将论文“卖”给马向东，就能做到专职秘书且日后还有升迁机会。在他看来，做学问没有做官好。这不是论文和学问贬值了吗？
上述报道中的那些“枪手”，之所以也愿意将“保证质量和原创性”的论文以区区几百元卖出去，是因为如果他们直接寄给报刊，未必能发表，即使发表也只能挣到一点点比买家开出的价钱低得多的稿费。权衡利弊，只好做“枪手”。而买家买了论文后，就可能获得学位、晋升职称。“保证质量和原创性”的论文也只有与有一定身份的人结合才有价值。这同样说明身份比学问更值钱。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有人买论文，而不自己研究自己写？回答可能是，有些买家自己写不出像样的论文，而有些买家有能力做学问，却认为与其如此，不如将时间与精力花在做生意赚钱上，花在谋取官位上。这恰恰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学问贬值。
钱学森多次追问，为什么近几十年来，中国培养不出大师级人物。我以为除了教育问题外，我们的价值体系也出了问题—学问贬值了。学问贬值了，还有多少人能安下心来做学问？缺少安心治学这个基础性的必要条件，又岂能成为大师级人物？
' />十亿论文产业，映照中国大学魔幻现实2010-01-07今天，动辄可以派发千万巨款海景洋房的中国大学，实在是不差钱。
不知道一则不断发酵的新闻会给貌似波平如镜的中国高校以及中国社会带来多大震动：据《长江日报》报道：武汉大学副教授沈阳进行的买卖论文研究显示，我国买卖论文已经形成产业，2009年规模达10亿元。而用反剽窃软件查询2007年的样本数据，结果更是震撼：72%的文章是全文抄袭，24%的论文为部分抄袭，只有4%的文章不存在抄袭。
不少人都知道中国大学，中国的科学研究病了，但当这组数据赤裸裸摆在面前，却仍然刺眼到叫人难有勇气正视：如果这个数字为真，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冠以学术名义的精神产品，俱为假冒伪劣。
在我看来，沈阳副教授研究的，是论文产业中的黑色部分，而如果将看似合法合理的中国高校管理者对于论文数量科研项目疯狂的追逐与丰厚回报统统加在一起，这十亿元恐怕根本不算什么。前不久披露的井冈山大学两个化学讲师论文造假，记者调查后发现，还有另外一位来自黑龙江的学者，短短几年时间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论文249篇。
这种让人难堪的奇迹如何发生？很自然，人们会想到评价体系的扭曲。在高校体制内生存的老师和学生，其实如同任何一个正常的生命体一样，在现有环境中依据趋利避害的本能进行选择。我们今天看到的触目惊心的现实，正是这些人选择的结果。每一幕疯狂背后，实际上充满了精明的动机。所以，面对疯狂与丑陋，我认为需要进一步追问：评价体系为什么总是扭曲？
实际上，今天中国高校，已经成了自我运作，自我认可，自我标榜，自我证明的魔幻现实。外界痛心疾首、金刚怒目，根本不会给这个魔幻现实带来什么触动，因为它真正需要负责的，并非社会、公众，而是其直接的“上级管理”机构。中国高校对论文的疯狂追逐根本原因也在于此：高校管理层不可能不知道问题严重，但是精神的毒药毕竟不会马上死人。那么，面对现实的教育评价体制，其中大部分人冷血且习惯性偏离常识，也就不足为怪了。
更为可怕的是，这个魔幻现实中，某种逆淘汰机制已经形成。想想被抄袭的小人物王凌云，跳楼自尽的涂序新，不难体会那些专心学术、不愿低头、想要保证自己独立精神的学者们，在今天的中国高校中遭遇的无奈乃至窒息。而魔幻现实背后，则是对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对于现代大学制度以及现代社会规则近乎本能的恐惧与厌恶。这个自我运作的魔幻现实，禁止学者与知识分子对脚下土地的真正审视，更是让人真切认识到其中的逻辑性荒谬。
' />“论文买卖产业化”潜藏的隐忧2010-01-06论文买卖产业化，这一“新兴产业”看上去实在不美，因为它对和谐社会建设、诚信社会建设以及学术道德建设等方面，均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当前论文买卖产业空前“繁荣”的表象下面，其实潜藏着诸多隐忧。
首先是严重影响诚信社会建设。诚实守信是我们每一个公民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一个失去诚信的国家，难以拥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一个信誉缺失的民族，也难以立足世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是和谐社会，也是诚信社会，如果没有诚信的支撑，成熟的市场经济就难以建立起来。社会一旦缺失诚信，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走向市场化与国际化的通行证。
我国当前买卖论文市场主要分为高额赢利性版面费市场、非法学术期刊市场、代写论文市场、代发论文市场、论文荣誉市场等，这些市场的经营行为，都是与建设诚信社会的要求背道而驰的。而那些参与论文买卖的人，大多是社会精英或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学问的人，这些人应该是最讲道德和诚信的人，本应以身作则引领社会风尚推进诚信社会建设，但他们实际所起的作用恰恰相反。
其次是对学术造假之风推波助澜。学术论文应该是研究成果的载体，但如今却让它承载了太多的东西，评职称、提职级、发奖金、申请课题、毕业过关、定岗定位等等，都将发表论文作为一个硬性指标。而随着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冲击和影响，有的人将逐利视为时尚，把诚信让位于欺诈。于是，追逐经济利益就成为最常见的造假动机，成为造假者最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特别是在造假论文方面，造假的成本很低，付出的代价很小，而所得到的利益却很大，许多人为此趋之若鹜。据统计，全国学术期刊每年只能发表论文248万篇，但各地各部门背负论文发表指标的人数达到1180万。要发指标和能发指标存在如此巨大的落差，不仅导致论文买卖的持续兴旺，而且为假劣论文的炮制提供了巨大生存空间。在这一情势下，真正能够认认真真静下心来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而走捷径、请枪手、搞实惠的人越来越多，由此造出了众多的垃圾论文、废话论文、凑数论文、假冒伪劣论文，严重污染了理应圣洁的学术环境。
再次是误导对真才实学的公正评价。目前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各种检查考核评价中，是否发表论文都被当作一个很重要的刚性指标。特别是在许多的高校里，对发表论文有一套严格的考核和激励机制，教师评职称、申请课题，硕士生、博士生毕业拿学位和申请奖学金，都有相应的发表论文的要求。事实上，我们评价一个人，或者是评估一个单位，总是需要用多个科学评估标准而不是仅用一个标准。那种只把发表论文数量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是不科学的，也是有失公正的，这样做容易带来“重论文、轻能力”的偏向。
“论文买卖产业化”看起来很丑，这一产业链的存在，不仅无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而还会起到促退的作用。但要铲除这个荒唐的产业链，也决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方方面面的多管齐下、齐抓共管。就目前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革要求发表论文的硬性规定，逐步建立起符合实际、更为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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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情软件如何PK“有情剽窃”2010-01-06两年内到国际学术期刊伪造论文达70多篇，这在连串学术造假丑闻里远非“重量级”。“纠错”软件客串了一回“测慌仪”，不只让造假者马失前蹄，恐怕就连荷兰教授Spek也要格外感慨于中国大学教师的“胆识”了。
这样一来，很多人可能要对使用“无情软件”遏制学术造假十分神往了。不过有迹象表明，即便是使用了反剽窃软件，也仍然治不了学术界、伪学术界的“有情剽窃”。比如，对于有权者在学术论文上友情贿赂，对关系户的搭车署名。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在造假方面专司其职的庞大 “论文交易市场”。论文交易不仅在网络虚拟空间大行其道，而且俨然在所有有着实际需要的场合应运而生。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沈阳和他的研究团队估算，2007年我国买卖论文“产业”规模约为1.8亿元；到2009年，其规模已膨胀5.5倍，论文买卖的销售额近10亿元。（见1月5日《长江日报》）
我不知道为什么《晶体学报》居然没有像国内一样大面积推广反剽窃软件，而是仅仅使用网络投稿系统，是否因为国际学者们更加爱惜羽毛，笃信学术操守，还是干脆不会造假，不懂“剽术”。但至少，国际学术界没有这么多不以为羞的“有情操作”、“有钱操作”。
如此看来，学术土壤的纯净，并非仅仅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至少还有道德、法律的约束力问题。
' />论文买卖：买了利益卖了学术2010-01-06武汉大学副教授沈阳及其团队进行了3年多专题研究后，日前披露，我国买卖论文已形成产业，2009年规模达10亿元。用反剽窃软件查询，2007年的样本数据中，72%的文章是全文抄袭，24%的论文为部分抄袭，只有4%的文章不存在抄袭。
私下进行的论文交易，产业规模能否详察我们不得而知，通过“与非法论文中介网站QQ交流”和“网络搜索引擎方法统计”得出的数据是否科学也有待验证。但数字夸张与否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丝毫不影响论文买卖、抄袭现状的触目惊心。2009年6月份，武汉就曾查处了一家论文代写公司，发现其“枪手”遍布10余省份，“业务”触角之广让人瞠目结舌。
近年来，从本科生到研究生，从教授博导到院长、校长、院士，论文造假、学术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此起彼伏，以至于“不搭院士身份，抄袭难成新闻”。学术不端行为层出不穷的背后，是甚嚣尘上的普遍性学术浮躁，大学动不动都争创“世界一流”了，区区几篇论文“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又算得了什么？
被视为净土的“象牙塔”，在功利主义思维支配下，沦为不折不扣的名利场，原本神圣而严谨的学术研究成为一项产业，不以成果论英雄，而以“项目”论成败，论文也就沦为一种利益工具，教授变身“老板”，研究生成了“打工仔”。高校和学术浮躁如此，学术泡沫自然在所难免，多以亿计的论文“销售额”，也就“水到渠成”了。
2009年12月27日，河南安阳一处大墓被考古确认为是曹操高陵，但质疑之声于今不绝。且不论此墓是否曹操高陵，单就文物部门发布确认结果的“迫不及待”，以及亳州、邯郸等地争抢“曹操葬身之所”的“争先恐后”，活活把考古这项最需要科学、严谨的学术功利化、工具化了。学术浮躁之风“感染”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论文买卖、抄袭之类学术浮躁之风的背后，是海量的“论文需求”。根据沈副教授提供的数据，全国学术期刊一年只能发表论文248万篇，而身负论文发表指标的人数达到1180万。排除部分人员并非每年必须发表的因素，每年仍有数百万人有论文发表需求。如此供不应求，也难怪很多学术期刊明码标价、守“刊”待“钱”了。
而海量的“论文需求”则源于业已病入膏肓的学术评价体制。学生毕业、教师评职称、业绩考核等，均以论文发表量、专著数量为指标。这样的学术评价机制，生生把学者、教授逼成了“论文机器”。强大的“论文压力”下，自然就会低水平重复出版，制造文字垃圾。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就曾坦言，“现在高校教师每年发表论文十几万篇、专著近万部……恐怕其中90%没有什么创新，只是东抄西凑”。
美国波士顿大学华裔教授白谦慎曾指出，他所在学校艺术史系的终身教授，平均每年能发表一篇论文已算不错，超过这个量就算多产。教授如此，更不用说研究生了。有人也曾明言，如果爱因斯坦生在中国，他既评不上教授，更评不上院士，起码，他发表的论文数量就达不到要求（尽管每一篇都震撼世界）。对比之下，即可看出我国怎么会有那么多味同嚼蜡的论文、东拼西凑的专著，怎么会催生一个庞大的论文“产业”。遗憾的是，大家对这种体制洞若观火却无动于衷，虽众所周知却视而不见。
严厉惩处学术不端、建立“学术共同体”、进行学术问责……我们扯着嗓子照喊，人家论文生意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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